程文炳是清朝末年阜阳县一个私塾先生家的子弟，由于家道中落，他没有像当时绝大多数读书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踏入仕途，而是靠自己的真本事打出了一片天地，成为清朝末年著名的皖军将领。与李鸿章的“淮军”不同，皖军是以安徽省的简称命名。他的故事十分励志，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学习。
袁甲三被召进京以后，他的部队就奉命移交给和春带领。这样的人，程文炳当然不肯俯首帖耳去听他的，而和春对于袁甲三手下的得力干将也是全力打压。所以，袁甲三进京不久，程文炳就辞掉军职，回乡种地去了。就这样，他在袁甲三手下干了还不到两年，就又回到家乡，干起了老本行：种地、做生意。
程文炳回乡，正值太平军、捻军和各地土匪闹得最凶的时候。太平天国从1851年金田起事开始，到1864年天京（南京）被湘军攻破为止，存在了12年；
捻军从1852年张乐行、龚得树分别结捻开始，到1868年被左宗棠、李鸿章全部消灭为止，存在了16年。而程文炳回乡是在咸丰五年到七年（1855～1857）。咸丰五年八月，也就是袁甲三罢职回京以后，十八路捻军首领在雉河集聚义，建立了大汉国，公推乐行为大汉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一说“大汉永王”），捻军正式形成；咸丰六年，太平军连破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也是发展到了巅峰。而这两件事恰好都发生在袁甲三遭弹劾丢官进京以后，虽然并不完全与袁甲三有关，但是，个中的原因仍然值得深思。
程文炳回乡，“打回原形”，就像一个本分农民一样忙着家里、外面。乡里传他为母亲偷邻居红芋母子的事。说有一年春上，程文炳母亲（生母）病重，深更半夜突然想吃烧红芋（我们这一带称红薯为“红芋”）。当时已经是红芋育苗季节，就是用牛粪、马粪等掺上熟土制成高热量的肥料，把红芋培植起来，让它发芽。等红芋芽长成秧苗以后，连根剪掉栽到地里。育种的红芋称为“红芋母子”。到红芋育苗的季节，红芋自己也会发芽、萎缩、变坏，所以在这之前，除了留种之外，红芋基本上都被吃完了，想吃红芋只有扒红芋母子。红芋母子初发芽时是可以吃的，到最后养分全部供到芋秧上就不行了。可是，程文炳家连红芋母子也没有，就到邻居家扒了两个，拿回来洗净，用文火煨熟，给母亲吃了。为这事程文炳一夜睡不着觉，第二天天一亮就到邻居家“自首”去了。邻居很是感动而且奇怪：“文炳啊，这事你不说谁知道啊？你何必给我说呢？”程文炳笑答：“天知，地知，心知，神知！”后来，程文炳当官后，特意买了八亩地还了这份红芋债，此事一直被乡邻传为佳话。
此事张方弢先生把它记在程文炳离开军队回乡以后，窃以为不妥。程文炳的生身父母应该在程文炳第一次投奔袁甲三之前就都已经去世。这样说的理由是：古代父母去世，在外工作、当官、当兵、读书的儿子都必须守孝三年（实际上仅3个年头），而且没有薪水。这是制度。除非是国家急需此人，朝廷特别命令他不得守孝（称为“夺情起复”），否则任何人都必须辞官离职，回家守孝。如
果有人胆敢隐瞒父母辞世的消息不想“守孝”，一旦被人举报，查出来不仅会受到重罚，而且会落个“不孝”的罪名，被人一辈子耻笑，再想当官、工作都很困难。《程文炳事略》《清史稿》本传中都记载有程文炳“本生继母”（三婶）去世，程文炳回家守孝的事，但是却没有记载他为本生父母守孝，可知在这之前程文炳的双亲都已经离世，当然“偷红芋母子”的事也不会发生在这个时候。
程文炳的家乡颍州府，辖境包括现在的阜阳、亳州两市及淮河以南的霍邱县，是皖北重镇，也是捻军起义的地方。这时候捻军闹得正厉害。咸丰七年闰五月，颍州府新任知府是才宇和。这个“才宇和”，有些史料作“才和方”，误。
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程文炳事略》的文字被误读了。《事略》原文为：“颍州知府才公宇和，方忧寇起……”，古文没有标点符号，而点校者把“宇”字误作“字”字，于是断成了“颍州知府才公字和方，忧寇起”，于是“才宇和”就成了“才和方”。殊不知古人称字是表示敬意，但是，《事略》对程文炳的恩师袁甲三、两江总督曾国藩都称名（“袁端敏公甲三”“曾文正公国藩”），对一个级别只有从四品的知府，怎么可能会称字呢？而且，称字也没有必要说“字某某”，只有传记体裁中才会有“某某，字某某”，属于介绍性文字，一般文章中是不会单挑出来这样说的。查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十《人物志·宦业》：“才宇和，拔贡生。咸丰七年闰五月接颍州府知府篆，十年八月卸事。”正好是程文炳离开军队回到家乡的时间。才宇和的姓，比较少见。查网上资料，姓“才”的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才宇和没有“字”，所以他可能不是汉族，而很可能是满族或蒙古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