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阜阳市老城西北隅的垣上建筑“刘公祠”，也称刘武穆公祠、刘太尉祠、刘锜庙，又称报功祠。它是颍州官民为纪念南宋抗金英雄刘锜、知府陈规、通判汪若海，副将军赵樽、耿训、韩直、许清、阎充和义勇曹成等将士，浴血奋战取得顺昌府大捷而建的专祠，也是弘扬和赓续民族气节，抵御外辱、抗击侵略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
金人统治颍州期间无刘公祠，蒙元时期情况不明。地方旧志记载：明嘉靖十二年至十四年（1533－1535）间，刘公祠由颍州通判吕景蒙创建于南城“欧阳文忠祠”内；明万历十七年（1589），颍州按察分司兵备道佥事王之猷，将“刘公祠”迁建于南城迎薰门（南门）瓮城（月城）内；明崇祯八年（1635）前，颍州官方将位于迎薰门（南门）瓮城内的“刘公祠”（即报功堂）移建于北城西北隅城墙上。迄今已有480余年的历史。
“刘公祠”在历史上曾多次重修。清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后的形制规模：大门三楹、官厅三楹、住持房二楹、厨房二楹。到了清光绪二年（1876），清军将领牛师韩（字慕琦，官至归德府总兵）驻军颍州府，其父牛斐然为涡阳县曹市集富绅，也来颍州居住。牛斐然（1811－1890），字捷三，岁贡生。清咸丰年间大办团练，因对抗捻军有功，以道员记名侯补知府。同治八年（1869）捐百金助建涡阳“义正书院”；九年（1870）捐地三百余亩作书院膏火（学生之津贴费用），又捐义塚（旧时收埋无主尸骸的墓地）地十余亩。
牛斐然居颍见刘公祠“久寖复倾颓”，感念抗金英雄刘錡率领“八字军”（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官兵在南宋时保卫顺昌城功勋赫赫，抗击金兵屡战屡捷，敌人见“顺昌旗帜”望风而逃，而今庙宇和神像如此剥落，何以报答他们守城佑民的功德。加之近年来反清农民武装捻军势力强大，攻城掠地，而颍州城依然安如磐石，难道不是刘錡公的英灵自始至终在捍御着吗！
于是，牛斐然率先捐资筹集资金，并得到颍州知府续庆与阜阳知县尹起鸾的赞同，遂共助重修刘公祠，即鸠工庀材，不到三月圆满竣工。牛斐然擅书法，为修葺一新的刘公祠正殿题写了“南宋屏藩”匾额，并撰楹联：“铁浮图锐利非常，自来中国横行，独畏我顺昌旗帜；金兀术骄狂太甚，妄想坚城踢倒，试问他多大靴尖”。
在一望无垠的平原地带，“南宋屏藩”四个金字，既高度概括了顺昌城垣在南宋江山的战略屏障地位，也说明了刘锜、陈规、汪若海等卫国功臣在抵御金兵，捍卫国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铁浮图锐利非常，自来中国横行，独畏我顺昌旗帜；金兀术骄狂太甚，妄想坚城踢倒，试问他多大靴尖”的楹联，褒扬了刘錡所向披靡的“顺昌旗帜”对金兵的震慑作用，讽刺了金兀术狂言“靴尖踢倒”顺昌城墙的骄蛮骄狂，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在顺昌府大捷后的欣喜之情。这副大气磅礴的楹联，有选择地截取了顺昌城邑保卫战中的几个典型片断或场景：
一是，金军依仗披重铠铁甲的精锐骑兵（浮屠军）横冲直撞，但刘錡兵采取长斧砍马腿的办法，等马摔倒之后再用长矛和大刀刺杀金军，将“铁浮图”打得丢盔弃甲，人仰马翻。经此一战，刘锜威名远扬，在后来与金军的对垒中，双方一经接触，对方一见到刘锜的帅旗总是惊呼：“这是顺昌的旗帜！”顿时，军心涣散，阵脚大乱，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二是，金兵统帅金兀术以十二万的重兵，将顺昌府城池包围的水泄不通，并狂言“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宋代的颍州城墙总体为夯土版筑，仅雉堞、城门等部位为砖甃，高才一丈五尺（约今4.8米）。战前虽经知府陈规加固修缮城墙，刘錡增置临战设施，但城墙并非固若金汤的铜墙铁壁。
刘锜在战略上藐视金军，凭借“八字军”的顽强战斗力，采纳了足智多谋的守城专家、顺昌知府陈规的正确建议；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采取了积极主动灵活多变的战术，以顺昌城池为防御据点，扬长避短，利用金军远来兵疲，不惯酷暑，不善夜战等弱点，采用以逸待劳，以攻为守，以长击短等战术保存实力，弥补了城垣防御设施的短板和不足。结果，众志成城的颍州城墙，不仅没有被金军日靴尖所踢倒，而且使金军损兵折将，最终乘月夜狼狈逃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