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六年八月至翌年（1091－1092）二月，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苏轼任颍州知州，期间先后创作了《秋阳赋》《洞庭春色赋并引》和《酒隐赋并叙》等，姑且谓之苏轼“颍州三赋”。其中《洞庭春色赋并引》《酒隐赋并叙》两篇是写酿酒饮酒与以酒隐逸的，《秋阳赋》是反映知世之艰难的。
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或说文学样式，它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美文。查阅《苏东坡全集》，苏公目前存世的赋约有27篇，除了其中6篇是献给皇帝的，其余21篇则是写志抒怀之作。如《黠鼠赋》、《赤壁赋》、《后赤壁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秋阳赋》、《酒隐赋并序》、《老饕赋》、《思子台赋》等。这些赋作精品，较好地表现了苏轼在逆境中执著地探求人生价值的精神。苏轼通过赋表达了他参悟人生的精义妙悟。苏轼贬谪在海南时，还曾用默写心仪赋作的形式预测自己北归之期，足见他对文赋的重视和喜爱。
在古代，酒隐模式是公认的一种重要隐逸模式。苏轼所作的《酒隐赋并序》，反映了苏轼远离“高处不胜寒”的京师朝廷，隐逸避世于民风清丽的颍州郡地，借助他所喜爱的香泉、银条、风曲等地产美酒，幽默诙谐地笑谈未泯的人生理想，以及细微地体察民间疾苦的复杂心境。苏轼《酒隐赋并叙》全文如下：
凤山之阳，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谓之酒隐君，目其居曰酒隐堂，从而歌咏者不可胜纪。隐者患其名之著也，于是投迹仕途，即以混世，官于合肥郡之舒城。尝与游，因与作赋，归书其堂云。
世事悠悠，浮云聚沤。昔日浚壑，今为崇丘。眇万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独游？爰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且曰封侯万里，赐璧一双。从使秦帝，横令楚王。飞鸟已尽，弯弓不藏。至於血刃膏鼎，家夷族亡。与夫洗耳颍尾，食薇首阳。抱信秋溺，徇名立僵。臧穀之异，尚同归于亡羊。于是笑蹑糟丘，揖精立粕。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乐。烹混沌以调羹，竭沧溟而反爵。邀同归而无徒，每踌躇而自酌。若乃池边倒载，瓮下高眠。背后持锸，杖头挂钱。遇故人而腐胁，逢曲车而流涎。暂托物以排意，岂胸中而洞然。使其推虚破梦，则扰扰万绪起矣，乌足以名世而称贤者耶？
译成白话文：凤山的南坡，住着一位隐者，以饮酒为乐。日子一长，士大夫闻其名，便叫他“酒隐君”，称他的居室叫“酒隐堂”。追随他的人颂扬他，这样的事多的记不下来。隐者担心名声太大，于是走上了仕途，就在合肥郡的舒城当了个官度日。我曾与他一同外出游玩，因此写了一篇赋，回来挂在他的居室。
人世间的事纷乱无常，像浮云，像水泡聚散不定。昔日是个深谷，今日变作高山。转眼间万事成为过去，谁能忘掉这一切而独自游览？于是有一位精通事理的高人，纵观了天地间的古往今来，不择山林就能避开世俗的扰乱。他手持酒器，自得其欢，希望在酒醉中保持真我。那些得了万里封地的王侯，获取一双美玉的受赏者，那使秦帝“连横”的说客，那使楚王“合纵”的谋士，待到大功告成，高占其位，结果刀锋上沾染他们的血，油锅里煮着他们的肉，亲朋家人也跟着被杀害！至于那位到了颍水下游洗耳的隐士许由，那在首阳山上挖野菜过活的伯夷、叔齐，那些忠于职守的官员，那些求得不朽之名的人们，就像读书的臧和贪玩的榖，结果都把羊放丢了，有何功名！于是这位达人笑着站在酒糟山上，不分精华、糟粕共饮，享受着上古逸民恬淡无欲的心境，体会到上古朴民的真正乐趣。用汤匙调拌着开天辟地前的混沌之气，用酒杯饮干沧海里的水。想邀请别人一同归返自然之境，可是无人答应，常常自饮而开怀独乐。至于那在池边倒拖刀戟的山简，那在酒坛边安眠的阮籍，那让仆人背铲的刘伶，那杖头挂着酒钱的阮脩，那遇见酒车便流口水的李琎，都是暂时借酒排泄内心和愁情，心中哪里通达明彻？如果打破他们的幻梦，乱纷纷的俗事就会出现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怎么能够在世上闻名，成为贤人！（孙民著《东坡赋译注》巴蜀书社，1995年5月第一版）
《酒隐赋并叙》，“更可能是元祐七年（1091）东坡知颍州（今安徽阜阳）任上。”（《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我市史学家刘奕云先生在《中国酒文化》（黄山书社2018年2月第1版）记述：“苏轼一生大约写了十四篇酒文”，“在颍州写的有两篇：一是《洞庭春色赋》，二是《酒隐赋》。”
苏轼的《酒隐赋并序》写得挺有趣味。“赋中说有一位隐士，以酒作韬晦之计，他不像一般隐士那样隐居于深山老林，而是在合肥郡舒城做官混世。他每每举杯自娱，隐身于一醉之中，同样可以避世。酒隐君一饮起酒，就尝到了伏羲氏的真味，返回到纯朴的太初时代。其实他没有醉，暂时以酒作寄托，胸中仍然清醒理智，洞达一切。”同时，苏轼在赋中概括了三类士人：一类是为帝王之业建立功勋的王侯显贵、出谋划策的谋士，四处奔走的说客之流，虽风云一时，占据高位，尽显风头，结果却身败名裂；二类是许由、伯夷、叔齐等追求名节的所谓“高士”；三类像山简、刘伶、阮藉、阮修、李琎等一类的“酒徒之辈”。与通过一醉而推搪诸事，保持自己独立异行的“酒陷君”相比，苏轼认为“鸟尽弓藏”一类士人的结局未免惨烈，“高士”太拘形迹，“酒徒”未真达观，唯有“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壶觞自娱、隐身一醉的“酒隐君”，才是真隐者、真达人、真贤者。细细嚼味，作者的身世怀抱等皆显现于字里行间。
“酒隐君”是谁？刘奕云老师认为，“实际上就是苏轼自己，他不愿在天朝中与小人共事，就奏请外放至颍州避世（避开喧嚣的世俗，远离人群的喧闹，隐居清静悠然的居所）。苏轼自然把自己的姓名隐起来，颍州也只好隐名为合肥郡舒城县。这是作者运用了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和使用曲笔而已。”
